作为一名编辑，当我在数年前，得知知堂老人和古槐书屋主人尚有一批手札完整保存，未披露于世的时候，便心仪于将之策划出版。
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的学生，毕业后同在北京大学任教，成为同事。俞平伯在古典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依旧对周作人先生执师礼，未尝懈怠。周作人先生对俞平伯先生则是优礼有加，亦师亦友，遂成佳话。
知堂老人的信仅存1924－1932年期间的190余封，俞平伯先生当年将之装裱起来，用册页装帧为三大本，木版夹封。每一册50－70通信，每裱完一册，都请知堂老人为之一跋，最后一册，除知堂老人的跋，还有废名和沈起无的跋或题记。俞平伯先生之所以装裱这些信，在他1929年第一次将60余封周作人先生的信装裱成册时，曾为之跋曰：“岂明师所赐书翰出没其间殆五年，虽缺脱未免，而犹裒然可以成帙。盖有大幸焉欤？今春偶尔涉念，知其久而必失也，遂检理而付装池。”陆续地，俞平伯先生将知堂老人的书信装裱成三大册，周作人于1932年第三册裱成之际曾跋曰：“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，平伯又要裱成一册帐簿，随手涂抹，殃及装池，其可三乎？因新制六行书，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，亦旧债也，无可抵赖。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牍之整理，盖亦不可缓矣。”当时将周作人先生的书札做如此保存的，大概只有俞平伯先生。这三大册装裱起来的书信真是幸运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坎坷，竟然完整如新地保存下来，是奇迹，也是俞平伯先生当年的苦心所致。想来周作人先生给古槐书屋主人的信还有，但都随着动荡的岁月消失殆尽了。
俞平伯先生给周作人先生的书信，保存至今者，时间跨度较大，自20年代至60年代，大约160封，想原来必不仅止这些，今所见者，乃劫后之吉光片羽。这些信，基本上仍装在原来的信封中，信封上的邮票、邮戳都清晰可辨。信纸折叠处，有些已经破损。但因此保存下来的信封，以其独特的风格、品位，更是弥足珍贵。
苦雨斋和当时文化界的著名学者往来密切，在与俞平伯先生往来的尺牍中常常涉及到这些人及事，可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当时的学术界，了解新文化运动，也许还能发现一些以往所不知的史实。例如，周作人在一信中向俞平伯约稿：“近同玄同、绍原、颉刚、伏园诸人出一小周刊，将出三期……并希望暇时写小文见助，不胜欣幸。”同信中还提到孙伏园离开《晨报》副刊之事，这正是1924年创办《语丝》的那个秋天。说到《语丝》，仿佛都是新文学运动中的勇猛，其实不一定，周作人得知雷峰塔（五代十国时建）的砖上雕有佛像时，便问俞平伯是否有拓片，可否寄一拓片并一说明，放在《语丝》上登载。国立北平大学成立以后，曾有经费紧张问题，周作人的信中说：“听说已向文化基金（即支那基础）借定廿万，想可维持二三月乎？”又胡适做了北大文学院的院长，周作人信中说，“老博士已荣任敝院长，可为大贺，想于北大前途必大有希望，而且再一转而为极峰，亦意中事耳。”
不言而喻，这批书札中最耐人研究的还应包括他们之间的学术讨论。关于杨贵妃之死，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，而在数十年前，俞平伯就曾根据《长恨歌》及《长恨歌传》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，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，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，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。俞平伯覆信中曰：“传说虽异，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，闻之欣然。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？”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，今天尚可看到，亦是难能可贵了。俞平伯先生给知堂老人最长的一封信，达7页之多，是讨论文学批评的标准的，“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，不是单独的个人底，也不是纯社会底。批评文学，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，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。我以为批评文学———诗自然在内———有三个标准：（1）程度———感染的深浅（2）范围———感染的广狭（3）性质———善恶，或人与非人。这三个标准，应该参互地去用，不得有所偏重。”此信对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的阐述，充满了民主和人文精神，应该说是新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理论著述。
我很幸运，有机会翻阅这些珍贵的书札原件，两位作者在冲淡平和中，表达着他们的友情和对文化的热情，优雅的文字、信笺流淌在数十年的时光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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